袁某5等法定继承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判决书

审理法院：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

案　　号：　（2016）京民申4003号

案　　由：　法定继承纠纷

裁判日期：　2016年12月29日

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

民事判决书

（2016）京民申4003号

再审申请人（一审原告、二审上诉人）：袁某1，男，1961年2月1日出生，住天津市南开区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刘长江，天津市和平区148专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张伟，天津市和平区148专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。

被申请人（一审被告，二审被上诉人）：袁某2，男，1958年6月24日出生，住北京市丰台区。

被申请人（一审被告，二审被上诉人）：袁某3，男，1951年5月4日出生，住天津市武清区。

被申请人（一审被告，二审被上诉人）：袁某4，女，1955年8月26日出生，住北京市海淀区。

被申请人（一审被告，二审被上诉人）：袁某5，女，1964年7月7日出生，住北京市丰台区。

再审申请人袁某1因与被申请人袁某2、袁某3、袁某4、袁某5法定继承纠纷一案，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（2016）京02民终1262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申请再审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袁某1申请再审称，（一）一、二审裁定所认定的案件事实错误，我在1986年6月与袁某6、潘某某解除收养关系后即与生父母恢复了密切关系，对生父母履行了赡养扶助、生养死葬的义务且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事实情况。（二）一审法院对杨某某、张某某的调查，仅由一名法官进行，且没有调查人、被调查人、记录人签名。二审法院对此未予纠正。一、二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没有法律依据。（三）一、二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，我对恢复与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积极进行举证，而被申请人未对没有恢复权利义务关系进行举证。（四）一、二审法院曲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》第二十九条的含义。收养关系解除后，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自行恢复为原则，成年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协商不恢复为例外，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必须协商且有书面证据才能确认恢复关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条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。

本院经审查认为，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》第二十九条规定，收养关系解除后，养子女与养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行消除，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行恢复，但成年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恢复，可以协商确定。根据该规定，收养关系解除时，如果养子女尚未成年其与生父母权利义务关系自行恢复，如养子女已经成年，其与生父母权利义务关系可以恢复，也可以不恢复，是否恢复取决于双方自愿协商。（二）现袁某1主张其与袁某7、李某某恢复父母子女关系，应由袁某1负有举证责任。一、二审法院结合袁某1在原审中提交的书证、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逐一进行了分析，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亲生父母恢复了父母子女关系，该认定并无不当。（三）袁某1在再审审查期间提出的新证据不足以推翻原裁定。（四）袁某1提出的一审法院违法调查的问题，因一审法院与杨某某、张某某的调查笔录并非证人证言，且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是综合全案证据材料作出，不是仅凭该笔录作出认定，调查笔录的形式瑕疵不影响裁定结果。综上，原一、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。袁某1的再审申请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条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六项规定的情形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袁某1的再审申请。

审判长　田　燕

审判员　胡昌明

审判员　王　宁

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

书记员　张劲功

书记员　张圣楠